3月28日上午，2024年度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举行。72岁的吴文界和12名来自江北区郭家沱街道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一起来祭扫曾经熟悉的人们，那些碑上是他们的老伴、同学、朋友、邻居……阳光正好，洒在纪念园的花草上，万物生长。
数据
重庆市登记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16.4万余人，实施捐献8600余例，已让6300余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登记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14.5万余人，累计成功捐献1164例，捐献3200余个大器官，挽救3070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截至2024年3月25日）
1 约 定
吴文界的老公周应禄于2020年10月19日去世。
忍着悲痛，吴文界联系了红十字会，很快来了一个车，把周应禄拉到遗体接收站。这是两人早就约定好的。
2009年的大年初二晚上，吴文界笑着对老公周应禄说，“我准备以后捐献遗体，你怎么办？”周应禄洗着脚，随意问了一句：“你想好了？”“想好了！”“那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夫妻俩就这样在洗脚盆上决定了最后的归宿。“我们说好的，如果他先走，我就帮他执行捐献，如果我先走，他就帮我执行捐献。”
他们的女儿周艺，早在1999年重庆开通角膜和遗体捐献之初，就给自己安排好了，那年她22岁。她也是郭家沱街道最早签署遗体捐献的人。
这些年来，吴文界带头组建了一支46人的遗体捐献义务宣传队，到郭家沱街道各个村宣讲，带动了60多人签署遗体捐赠协议，她也获评江北区首位“中国好人”。
郭家沱街道工作人员告诉重庆晨报记者，目前街道有500多人签订遗体捐献协议，其中57人已完成遗体捐赠。这些捐赠者中，很多都是夫妻两人约定一起捐赠。
几十年人生同路，自然生死相随。
2 争 执
黄建伟脑出血偏瘫那年，才39岁。他记得是那年国庆节的早上，突然就头昏倒地。从此后，他就只能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右手右脚日渐萎缩。有一次他想跳楼，母亲周生琴吓得大哭。
从那以后，周生琴开始考虑后事问题，她要和老公黄银厚一起捐献遗体。“他走路都困难，还要请人来帮我们办丧事，我捐了，到时候只要儿子打个电话，2个小时内就有人上门接收遗体，后面的事情都不需要他管了。”但黄建伟一直不同意，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一年多。
“我儿子拿我们没得法，女儿哭得很伤心，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周生琴说。她觉得，把遗体捐出去，帮助其他人，这是给后人积德，哪怕能给儿子积下一分福报也是好的。
自从同意了父母捐献遗体，周生琴女儿每年都带父母出去旅游，“带我们到北京、青海、云南，去耍了好多地方，不管工作再忙，她都要陪我们。”说起女儿，周生琴笑着笑着就哭了。
70岁的贾玉珍与儿子的拉锯战也持续了四年多，“他总觉得，父母过世了不摆几天，就要背负不孝的名声。”贾玉珍希望儿子是真心接受她的选择，“他要是最后不给我执行，那我也白签了。”
郭家沱街道大溪村社区书记肖悦告诉记者，以前社区里的子女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总觉得父母捐遗体是一种不孝顺的行为，怕被人戳脊梁骨，社区为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我们让大家知道，（遗体）并不是捐出去以后就消失了，实际上是有统一的祭祀地，国家每年也在组织祭祀活动。”肖悦说，经过这些年的宣传，子女反对的情况好了很多，大家都在逐渐接受。
3 贡 献
71岁的郑德惠10年前住院，当时重医的教授带了一大帮学生过来，她被这阵仗吓着了，以为自己病情严重。结果她仅仅是个典型性乳腺瘤，教授把她作为很好的教学案例，教学生们诊断。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些学生并不是经常都有接触真实病例案的机会。“我很支持他们，让他们都来摸我的乳腺瘤，随便摸。学生们最后都说谢谢阿姨。我想，这有什么呢？他们增长了经验，才能更好地做一名医生。”出院后，郑德惠和老公达成了签署遗体捐献的共识。
郑德惠有30多年的党龄，退休后在社区担任楼长，发挥着余热。她希望自己的遗体能够给医学研究工作做一些贡献，死了也为国家做点贡献。
77岁的大溪二村退管会书记黄循，把遗体捐献视作老党员的最后一次贡献，“53年党龄了，这一辈子都交给了国家，不知道我死的时候器官还有没有用，不能捐器官那就捐遗体吧。”黄循认为，角膜、器官可以救助一些人，这也是为人民做贡献。
郭家沱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中，很多都是望江厂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还发动亲戚朋友捐献，少则五六人，多则几十人，引领了社区文明新风。
今天，老人们随着望江厂这个曾经规模巨大的兵工厂一起老去，但正如贾玉珍所说，把眼角膜捐出去，自己看不到了，但有人在帮你见到光明。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