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遗体从冷藏间被分批推到对面的花房入殓。早晨6点40分，入殓师杜威已经送走了第一批遗体。7点40分、8点40分他又送走了两批。往常比较忙碌时，9点40分还有一批。
在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杨家湾楚平路3号的武昌殡仪馆，哀伤和严肃总被视为一种礼节和对死者的尊重。
2017年1月4日，这一天需要火化的遗体有25具。“还不算忙。”杜威说。
在杜威面前，150个冰冷的信息被标注在巨大的绿色黑板上。遗体分门别类地被归置。前面108号，死者们躺在4层高、共27列的冷柜内。109-150号里盛放的是特殊遗体。他们不宜长久保存，被存放在冷藏间外不远处的一栋独立房子里。
死者被送入殡仪馆后，通常三天内就要入殓、火化——凭借着家属办理的“殡葬委托单”，他们将走完人世间这最后一程。
但也有一些遗体，在殡仪馆存放了几年或更久。这些死者们失落在此，部分因为涉案，部分无法联系到家属。也有一部分，“家属知道，但是不愿来认领”。有些“熟面孔”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编号后跟着空荡荡的“无名”二字。
杜威熟悉这些陈尸。有时别人说出一个编号，他就能准确讲出其名字甚至进馆日期。
12月的武汉湿冷。工作间隙，他站到冷藏间门口透气。在他身后，巨大的防盗门隔开生死两界。
入殓师杜威身高一米八，中年发福。他看起来像个平常人，某些细节却不容忽视——比如那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上两只造型简单、色泽暗沉的合金戒指。
他面对着一条水泥路的林荫道。有熟人经过时，会老远叫他“杜医生”，他微笑着向对方点点头。
他的工作服是件白大褂。穿上后确实像一个医生。
像通常一样，“杜医生”的一天始于早晨六点半。天还没亮，他已经在武昌殡仪馆冷藏间就位，核对前一晚进馆的死者信息。
作为武昌殡仪馆业务科科长，他同时管理着防腐整容组、火化组、鲜花礼仪组以及设备维修组，同时也身处一线。
入殓工作繁琐。早上，杜威为逝者进行清洗、更换衣服或化妆。接着，礼仪队会把逝者推往花房并入殓。由鲜花礼仪队装饰棺材后，逝者被推往礼堂与家人告别——这通常持续30分钟或更短的时间。那之后，逝者被送往火化间，肉身很快化作青烟和骨灰。
杜威说，他的工作对应的不仅仅是逝者，“更多的是给家属带来慰藉。”
上午为一位92岁的逝者化妆前，杜威看了一眼家属递过来的单子，让冷藏间对面的花房说准备布置棺材的鲜花。
鲜花礼仪队便开始忙碌起来。
杜威还向家属推荐了一个咬合器，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塑料支架。将它置于锁骨与下巴之间，能让逝者的嘴巴重新合上。
化完妆后，杜威仔细端详着死者平静的脸庞，随后将老人推至花房。出于职业素养，他向家属解释，已经尽力了。如果用油彩妆的话，逝者额头的斑痕会显得不那么明显。“但你们选择的是普通妆。”
家属看着亲人的遗体，眼睛含着泪说：“已经很满意了。”
“老人应该病了很久，但身上很干净，看得出家里面对她非常照顾。”杜威说。
一位家属抬起头：“是的，躺了两年了，家里都很照顾的。”
二除了入殓师，杜威为人所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摇滚歌手。这种巨大的身份反差经常令人好奇。
2013年，鲜花礼仪队的王歌（化名）曾在外面看过杜威演出。在武汉著名的live house VOX酒吧里，这个入殓师穿着黑色T恤衫和破洞牛仔裤，在那个并不宽敞的木板舞台上边弹着电吉他，边压着喉咙嘶吼。
“很酷”，王歌说。
当时，曲建华坐在杜威身后打鼓，贝斯手张诚站在他的一侧。主音吉他手张宇的发际线很高，像个蓬头散发的清朝人。
这真的很酷。即便是第一次接触他们，重金属乐队“消逝的河流”总会让观众们印象深刻。“他们充满了雄性的力量，很悲壮。”
杜威患有散光眼，通常在上台前会把眼镜摘掉。从镁光灯的下面一眼望去，观众面目模糊，“台下那些大辫子头一甩一甩的”。
杜威和张诚留过长发，但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长发还在的学生时代，杜威曾与彭坦组过乐队。后来，彭坦成了著名乐队“达达”的主唱，继而成名，并娶了一个模特，拥有幸福的生活。
杜威则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早年，杜威从一所中专学校烹饪专业毕业后，曾在武汉一家大饭店的后厨工作。但没多久，杜威就因为“脾气不好”惹了同事，丢了工作。
迫于生存压力，杜威在一家酒吧当吧台主管。那时，为了回避恼怒的父亲，他吃住都在酒吧里，带出来的衣服全部穿脏了，才偷偷回一次家，换包干净的衣服。
这是杜威最快活的时光。他学会了调酒。很快，吧台后面的这位长发青年成了这间酒吧的“标志”。
更让他快活的是，每当乐队缺席，老板会让他上台演奏。那时候，他翻唱各种流行歌曲和摇滚歌曲，最拿手的是猫王那种早期带着明显布鲁斯风格的摇滚乐。
他自幼钟情摇滚。读初中时，杜威常常在武汉大学门口的“打口店”和地摊上淘各种“打口带”，这种走私品是他接触摇滚的启蒙教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荷尔蒙泛滥的年纪，就像著名乐队“布衣”曾在一次专访中说“音乐能够拯救一批社会流氓”那样，杜威开始心无旁骛地迷恋这另类但足够畅快的新事物。
摇滚乐的圆心是吉他。但就像是大多数地下音乐人一样，学琴的经历总是充满热血和辛酸。为了买一把80元的吉他，杜威饿了半个月肚子。买了一本“不靠谱的音乐教材书”，他勉强弹出了调。后来，他拜多才多艺的体育老师为师，趁老师闲下来时——那时他通常在打麻将，见缝插针地找他请教。“弹一个弦，就问老师对不对，不对的话，他就说哪里不对，我就再弹一遍。”
为了“看起来蛮摇滚”，杜威在宽松的牛仔裤上剪出大破洞，蹬着自行车在大大小小的市场寻找黑色T恤衫，“最好是带骷髅头的那种”，但他未能如愿。
“那时候就想，这么大个武汉怎么连件黑色T恤都找不到。”杜威说。
快乐总是短暂的。1997年杜威通过考试进入武昌殡仪馆参加工作。
他自幼便不畏惧死亡。小时候，杜威受《弗兰肯斯坦》启发，尝试用电池来起死回生，拯救家里死去的猫。
幼年的经历帮了他。这份始于妥协、有编制的工作，在后来竟与杜威的摇滚梦想形成一种奇妙的共生系统。
有一年的单位文艺演出上，他上台表演自己创作的音乐。在开场白里他说：“重金属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复述这段开场白时，鲜花礼仪队的王歌（化名）哈哈大笑，连一旁的同事也被他逗乐了。
王歌说，他虽然听不懂，但觉得杜威很有才。
摇滚使他心生怜悯。2012年，武汉发生一起电梯高坠事故，19人遇难，全国哗然。遭到严重破坏的遇难者们的尸体，被送到杜威和同事面前。
当缝合针在破碎的皮肉之间穿梭时，“英国金属乐队carcass的一张专辑的某个悲伤的乐章，就在我的脑海里翻滚。”
2000年，殡仪馆员工杜威加入武汉一支重金属乐队“后花园”。但两年后的夏天，“后花园”因故解散。杜威在这支乐队的“狂热追随者”中物色了两个人，再加上“后花园”的原鼓手陈恒，组建了“消逝的河流”乐队。
乐队走了十几年，杜威在殡仪馆从火化间的门卫变成火化工，几经转岗。除了杜威，其他乐队成员数次调换，最终稳定下来的成员是：主唱兼吉他手杜威，主音吉他手张宇、贝斯手张诚、鼓手曲建华。
张诚是在2005年加入“消逝的河流”的。那时，杜威做殡葬宣传工作，在远离武昌殡仪馆的服务站办公，有时还会去医院的太平间帮下忙。服务站里经常只有杜威一人，乐队总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排练。
“那段时间是最最快乐的。”杜威有些伤感地说。
乐队曾有过多次机遇。2007年，“消逝的河流”与青岛独立金属音乐厂牌“殇”唱片达成唱片协议，并在同年进棚录制专辑《编织荆棘的枷锁》。2007年7月，因多种原因，专辑制作中断。
那时，张诚等人也面临毕业。杜威说，当时他曾多次约乐队成员出来排练，但大家态度并不积极。“心生凄凉，觉得这个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2013年，由“生命之饼”乐队原鼓手、武汉VOX酒吧老板朱宁出品的合辑《武汉之声》收录了武汉十支乐队的歌曲，其中也包括两首“消逝的河流”的歌：《般若之音》和《无冕之王》。
从“后花园”到“消逝的河流”，杜威坚持了13年。但音乐道路忽然就断了。
当年，朱宁被媒体问及出品《武汉之声》的初衷时坦露，“再晚的话，有些乐队真的就没有了。”
朱宁回忆说，2013年录制《武汉之声》的十支乐队，到现在只剩下了三支。当初，有一支乐队是为了录制《武汉之声》才重新凑到一起的。
“而 ‘ 消逝的河流’录完就没有了。”朱宁说。
朱宁见证了诸多摇滚乐队的兴起和解散。乐队解散大多出于现实的原因，“毕竟人要生活。”
杜威的一位朋友“九头”对武汉的重金属音乐历史颇有了解。那支曾经的著名乐队“后花园”解散原因，在他看来未免有些沉重。
“本土的平台根本无法给予生存上的帮助，这些70后的乐手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生活上的窘迫，”九头说，“当他们发现在自己的有限领域里可以呼风唤雨时，事实上现实给他们的仅仅是满足了虚荣，这样的困惑导致了崩溃。”
曲建华、张宇、张诚则说，当时并没有人明确说“消逝的河流”要解散，只是大家谁也没有提出来要去排练或演出。
彼时，恰逢杜威事业上升期，工作压力空前，他几乎不再在办公室弹吉他。他承认，期间有人找过他，让“消逝的河流”演出，但他推掉了。
“没有解散，它只是睡着了。”杜威说。
乐队停滞后，杜威的精力开始集中在殡仪馆内。
2013年，杜威拿到了《国际运尸防腐整容执业资格证书》，很快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
在杜威看来，他的生活循规蹈矩。2014年，他当选殡仪馆业务科长，并在次年获得“洪山好人”称号。2016年，他还成为了洪山区政协委员。
但对于他来说，就像无数电影里演绎的那样，这似乎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2016年11月，王歌注意到，杜威办公室的吉他又回到原处。
这间从火化组办公室单独辟出的一个小房间，放着杜威和副手的办公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空地上，堆着大包洗衣粉，火化工们用它们来洗涤工作服。杜威将那把用了十几年的吉他放在洗衣粉上面。
复出看起来是巧合，但在杜威心里埋藏已久。就在几天前，他在VOX酒吧遇到了张诚。
他们久未见面。杜威说：“重组吧！”
“我们都在等你。”张诚答道。
复出的事就这么被简单定下来。他又回归到以前的生活，开始在工作间隙练吉他。
但对于其他乐队成员来说，不是所有的重组都意味着再续前缘。
这一天，在一家整形医院的年会上，张宇、张诚、曲建华给一位赵姓老总做了伴奏。
尽管晚会要等下午才开始，但为了彩排，他们不得不在上午10点半就抵达晚会现场。
等候彩排期间，张宇看见，闪光灯打在四位主持身上，每到一个节目，一位来自上海的主持人就着急地询问主办方“XX来了吗？”
当听到“钢管舞准备”时，张宇从餐桌上猛抬起头，自言自语：“有钢管舞啊？”
等了许久，赵总总算登台。张宇、张诚、曲建华在他身后演奏了《爱要怎么说出口》和《海阔天空》。
他们一共合作了15分钟，却为此耗了8个多小时，连午饭都没吃上。他们得到的报酬是“1500-2000元”中的一个数额，分摊这笔钱的还有一位键盘手。
下午6点18分，这三个一脸倦容的中年男人才拖着乐器急匆匆离开，驱车赶往另一个“场子”。
在一个接一个的“场子”里，他们演奏着流行音乐，给年轻的女歌手伴奏。客人们在饭桌和吧台上吃饭、喝酒，也背对着他们摆pose自拍。
张宇最近开始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流行歌曲，他希望老板能给他涨出场费，“我干了两个人的活。”
在杜威看来，张宇、张诚、曲建华三人，都是“武汉数一数二的”，他们现在却“掉了价”。
“就算只有张诚一个人上去，（这钱）也不够的。”杜威说。
对张诚而言，这类商演只是一个谋生工具，“梦想和赚钱，我分得很开。”因此，当杜威向他提出复出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对他而言，“消逝的河流”是梦想，是“很纯粹的东西”。
但对张宇和曲建华而言，就连“消逝的河流”也不能仅仅作为梦想存在了。
张宇和曲建华并没有对杜威的复出感到兴奋。曲建华直言，乐队重组的前提有两个，首先是“时间问题”，也就是不能影响他目前的演出安排；其次是能够盈利。
张宇说：“要赚钱。”
杜威也意识到，这次复出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光凭热爱而全然不顾其他，“毕竟大家都有家庭了，需要生活。”
他说，对于重金属音乐来说，市场非常小，想在复出后获得盈利，需要充分的前期策划。他的计划是，在复出首秀上，“配合上舞台布置和服饰。”
甚至他还有计划地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并迎合大家兴趣，适当公布他的工作内容。
一位拍纪录片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愤怒地跑去质问杜威——他曾要求跟拍杜威，但遭到拒绝。这让杜威有些无奈。
“大家不能再亏本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