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四道街的那些人那些事
万郁文
四道街是成都市少城内的一条小街,清代名“联升胡同”,街西段又名“兴发胡同”。民国初改名四道街。东端连接长顺街,西端连接同仁路,街的南边是焦家巷,北边依次是三道街、西二道街、西大街。这条小街,只有短短的445米,宽10米,由于街道不宽所以没有栽种行道树,住户在门前稍微宽敞的地方零星种植了槐树、泡桐树、桉树等。
如今四道街的夜晚景
我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条街出生长大的,在这条街住了整整40年,我要讲述的是我所知道的四道街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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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居住四道街
听我妈说,远久的四道街只有几户人家,清一色的青瓦木结构泥墙平房,街上有水塘,水塘边长满了深深的茅草,各家院内种植着各类果木、花草,一年四季走在街上绿树葱茏,鸟语花香,池水荡漾,好一派田园风光。1941年,国民政府考试院川康考铨处迁来这里办公,给幽静的四道街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曾经的四道街41号院
我的母亲戴氏一脉原居住在广汉,我的外公戴传薪和弟弟戴传贤都出生在广汉。辛亥革命前夕,我外公到成都东文学堂教书,一家人才从广汉迁到成都,居住在四道街40号和41号。戴传贤(戴季陶)的母亲黄氏擅长中医外科,经常为周围的邻居治病解痛。戴季陶从小跟着大哥读春秋左传、天文地理,两兄弟曾一灯伏案,共被而眠。
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戴季陶在1904年16岁时赴日求学,直到1922年33岁时,才回到成都四道街陪伴了母亲8个月。戴季陶离开成都后,跟随孙中山为国事奔走于海内外。母亲思儿心切,泪水侵蚀了双眼,渐渐失去了光明。又因疾病缠身,于1929年2月病逝于成都。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请求奔丧没被批准。戴季陶在南京茶饭不进、泣不成声。不能回四川吊唁,戴季陶在南京举办了隆重的治丧仪式,全程录像,制作成电影,将影片寄回了成都。
事后,戴季陶写下了纪念母亲的文章,并捐资铸造了孝经鼎,献于南京孙中山陵前。此鼎高4.25米,重约5吨,腹部最大直径1.30米,用紫铜铸造,朝北一面铸有“智,仁、勇”三个楷书字,向南一面铸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楷书字,上部沿铜鼎口向上为一座六柱、三重檐的六角攒尖顶亭子,屋面雕有小瓦,亭内竖有一方六角形铜碑,上刻戴季陶之母黄太夫人手书的《孝经》全文。
孝经鼎
1933年5月7日,《孝经》铜鼎奠基典礼在南京中山陵举行。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临奠基典礼,戴季陶致词并举行安放仪式。此外,戴季陶在南京五台山辟地建园,取名孝园。将汤山的书库,改名望云书屋,以示永不忘母教,永远思念。
在成都四道街,戴母黄太夫人的祭奠活动亦办得隆重。戴宅内外的屋檐全部牵上了白绸、挂上了百花,当时成都的国民党政要员、社会名流都前来吊唁,络绎不绝。院子里挂不下祭奠的挽联,一时从院内搭棚至街上,白幔、白花、挽联挂满了门前街道,轰动了少城。
戴家原本在枣子巷今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地址有一处花园,园内溪流潺潺、花草馥郁、古木参天。戴母就下葬在那里。1949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成都,当天下午就去枣子巷祭奠了戴季陶的母亲黄太夫人,并献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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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内的教堂和寺庙
四道街12号是一座恢弘的中西式建筑,称为“福音堂”。门前一个大坝子,大门是凹型,门楣很高,上面塑有花朵,院内为四合院,街沿很宽,盖有青瓦,下雨都不会影响人在此活动。走进后院,这里住着一户人家,女主人瘦瘦的姓宋,男主人姓易。后院是以前牧师住的房子,记得房子的墙壁全是木板的,还有木扶梯。
新中国成立前有外国人在这里传教,也收留各地的孤儿,养育他们。20世纪60年代这里成了一家建筑公司的地盘,大坝子堆满了来自原始森林的原木,还能闻到木头的天然芬芳。刚开始时采用人工扯大锯改料,后来发展成了电锯改料,成天响起电锯木头发出的噪声。
“福音堂”的侧边直通一个大院子,院子在街边有一道小门,院内井旁一棵高大的皂角树,每年结很多皂角。有时候小门打开,街上的住户好多人都进去捡皂角来洗衣服。
四道街22号,原是一个寺庙,门面是三道双扇的黑漆大门,门口有两个石狮子,院内两颗古银杏树,一雌一雄,遮天蔽日。新中国成立后寺庙划给满蒙学习委员会,搬进了几户满族人家,成为居民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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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内医疗卫生单位聚集
20世纪50年代起,四道街逐渐聚集了多家省级卫生部门。在街道左边,13号至15号,50年代是四川省卫生干部学校,后来升级成卫干院,记不清是哪一年搬到汪家拐去了,接着搬来了四川省皮肤病研究所。紧挨着的是1957年建院就在四道街的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两家单位几乎占完了四道街的左边“河山”。
那个年代的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两家单位里面相通。老房子样式是小洋房、紫红玻璃窗户,在卫干院里靠街的地方有幢非常漂亮的灰砖小洋楼,街沿下边还有半地下室,那时我们放学后常在那里藏猫猫。后来陆陆续续新修了红砖房子,院子里载满了梧桐树。逢年过节时,医院的职工开庆祝会表演节目,我们都要跑去看热闹,记得有几个医生是北京人,他们的普通话说得特别标准,我们非常羡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医附院”搬到新址通惠门十二桥去了,现在这里是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又名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院内针灸科独立出来成为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针灸经络研究所。
如今的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前几天我专门去四道街,进中医研究所一看,完全变了样子。以前中医附院有两幢木地板的青砖楼房,门诊楼是通道式的,三层高,楼上是红漆地板,走起来“嘎嘎”作响。现在新修建的中堂全部打通,围成四合院式的中式大厅,四周是诊断室,诊断室宽敞、明亮,气派、美观。名老中医在古朴传统的诊室坐诊,医院也有西医的各类检验,比起以前比较简陋的中医附院来,简直是“鸟枪换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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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居住的名医多多
四道街还有一个特色,这条街上居住的医务界名人多。
黄德彰
四道街24号,正好在中医附院大门的对面,是座独院,单扇宅门经常关着,有时从半掩的门扉里可以看到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这里住着中医附院的黄德彰院长,他有四个儿女,都聪明好学,大儿子四川医学院毕业后,在中医附院消化内科工作,退休后仍在专家门诊坐诊,还挤出时间为父亲编著了《黄德彰医文精华》一书,以传承中华医学的精髓。小儿子在美国发展,两个女儿在各自的职业中也小有成就。
万友竹
住在四道街34号的是我的父亲万友竹,他是成都市有名的儿科医生。那时要找他看病,半夜就要去医院排队挂号。
住在横四道街53号的四川省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张曦义,是省内的专家,一家人独门独户,院内靑砖平房,鲜花遍地。他的小儿子在省卫生厅工作。
陈达夫
四道街37号和51号是中医附院的宿舍,很多名老中医都在这里住过,最有名气的要算眼科专家陈达夫了,陈老瘦瘦的,高高的,对人很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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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的铁路局宿舍
新中国成立后,四道街16号、20号、41号、39号、50号都是铁路局宿舍,是以前留下来比较好的房子,大门全部清一色黑色,院内干净卫生,房屋红漆地板擦得透亮。里面居住的职工家属来自全国各地,有湖南的、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说话“叮铃咕哝”,我们听都听不懂。
四道街16号院内的广东、福建人好像多些,家家地板拖得很干净,要脱了鞋子赤脚进去,房门口摆一大堆鞋子,女的上街都穿那种厚底宽带、蹚底画有彩色花卉的木质拖鞋,走在街上发出“啪啪”的响亮节奏声。
四道街39号大院内有一口大水井,井口大、井水清、外围有一圈水泥地,在那里洗衣服很安逸。可是,街上的住户一般不敢进去,只有外面街上的自来水停水了,才“大着胆子”进去挑水。走在院子里还要小心翼翼,生怕水荡出来弄湿了院子。我也去挑过几次水,没见有人阻扰,不敢进去也许是大家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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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百姓的幸福生活
四道街口靠长顺街那头双号的这边是杂货铺,单号的那边是酱园铺,杂货铺有一个大石磨,每天有人靠在石磨的长杆上推芝麻酱,走在那里就有一股香味扑鼻。小时候,母亲最爱拿两个玻璃瓶叫我到街口的酱园铺打酱油和醋,还未走拢酱园铺就能闻到一股酱香味,总喜欢深深地大吸一口香气,酱园铺的柜台很高,我要站在门槛上,才能递上瓶子。
四道街22号附1号,房前曾是一个菜园子,一户田姓,一户杨姓人家。“文革”后,杨家儿子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专业,现在是成都地区知名的美术教授了,夫人的家住宽巷子恺庐,他结婚后搬到那里去了。
四道街26号、28号是大杂院,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围了些简易房子,住的人家比较多,好似住着“七十二家房客”。四道街27、29、30、32、33、34、36、38号是分别排在街两边的铺面房子,这里住着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他们每天忙着自己的活计,养活着一大家人。
四道街31号院子的黑色大门两边是木板铺面房子,经过很深的门厅进去后,右边一排厢房,住着两家人。赵姓住户把左边空院子和上房用竹篱笆围了起来成了独院,里面便成了园中有屋、园中有树的清静天地,房间的大格子透亮玻璃窗给小院带来些生气。
四道街25号很有特色。这是一个狭长的弄堂式的青砖灰瓦院落。一进大门,两边是对称的四个天井小院,都是独家独院。小天井独院人家有的喂羊子,有的喂土兽鸡、有的种菜,都有生活之道,日子过得不富裕也不寒碜。最里面是一个大独院,为西式青砖木地板平房。里面住着邱嬢嬢,她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重点医学院,后在市级大医院做医生,已是知名专家。
四道街25号临街小独院住着一户人家,姓黄,男主人在巴西援外,几年回来一次,据说那时家里就有用外汇卷买的高级东西,在商品稀缺的年代,享受到了国家的特别优惠待遇。还有一户姓高的小伙子,每天晚上坐在大院门口的街灯下面,拉二胡,悠扬的琴声飘荡在四道街的上空,有时如泣如诉,有时欢快明朗,真正给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增添了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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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的建筑特色
四道街8号是一个黑漆院门的中西式结构院落。10号也是中西式院落,二门上镶嵌有彩色压花玻璃,灰砖洋房子。街边大门外有一口水井,供居民用水。
四道街14号是中式建筑院落,塑有彩色花鸟鱼兽的墙裙和上翘的房檐角,看起来非常美观,大门口高高的门槛两边是一对石狮子,第一道门槛进去是耳门,还有一道门槛,再越过门槛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的树木花草多,还有很大的红砂石雕花鱼缸。住了大概五六家人。有一对老年夫妇,每次我们在街上看到他们,男的身穿西服、手持拐杖,女的穿着套装或旗袍,手拿阳伞,就像电影里的人物出现一样特别引人注目。但是他们上街从不与人说话,独来独往。
另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相反,完全是中式打扮,老先生叫杨金山,一年四季是身穿长布衫子,瘦高个,见人躬身作揖,非常谦卑,他的夫人杨婆婆是小脚,常常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布大襟衣服,说话细声细气,老两口对人很是和气,慈眉善目。
四道街18号是一个中式大门面,门楣上有石膏做的大花。大跃进年代那阵,院内修了一个很大的炼钢炉。居民委员会的人挨家挨户收集铜器、铁器,送去炼钢。我家的铜火盆、铜水壶、桌子抽屉的拉手都被搜去炼钢,结果炼钢炉练了多少钢铁也没有了下文。
四道街43号,是黑漆大门有耳门的深宅大院,门口有一对石狮子,一天到晚关着大门,住的是一户在银行工作的人家,一对龙凤胎兄妹,大概是65高的学生。
四道街45号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进大门左边旮旯有一口水井,很多时候我们是来这里扯井水挑回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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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居住小院的变迁
我的父母是1949年随单位从南京搬迁到成都而定居四道街的。我们住在四道街34号。34号的房子有点怪,门面是一间铺面房,通过铺面隔出来的巷道进去,里面是一个院子,上房一排四间屋,有一家人居住,左边一排厢房是三间。我家就住在厢房三间里。三间房子是中间为堂屋,两边是地板的房间,一间房间有后门通厨房。堂屋是六扇雕花木门,房间下半节为木质裙板,上半截为玻璃推窗,都是穿斗式结构。
笔者母亲戴永芳和父亲万友竹
室内光洁明亮,开间方正宽敞。院子的左面靠院墙是一排竹子,院内有罗汉松、桃树、李子树、柚子树、枇杷树、紫荆花树、桑树,有迎春花、金银花、胭脂花、刺玫花。春天来了,粉红色、白色、黄色的鲜花争艳,秋天来了,树上果实累累,我们两家人坐享其成,真是城市中的田园生活。
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父亲母亲就带领我们把门、窗取下来,先用洗衣粉洗一次,再清洗一次,等水晾干了,再斗上去。上下门窗是很重的活,母亲不怕劳累,每年都要花时间、花劳力去洗,裙板不能取下来,母亲就教我用刷子蘸起洗衣粉顺着木板的纹路刷,再用抹布蘸清水洗一道。那时,我家的门窗在太阳的照射下,黄灿灿的,客人夸奖为黄酥酥的,真是漂亮极了。
我和母亲
从我记事起,家里有个药柜,里边存放有常备的西药和外用药,左邻右舍有点生疮害病的小毛病,都可以在我家得到免费治疗。
我们家还有一个石磨,每年过年前一个月,石磨就被邻居借去磨汤圆粉,从街头到街尾,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哪家,要一个多月才还回我家。
“文化大革命”中,一日居委会来人指指点点要我们腾出一间房子安排革命同志居住,院内的树子花木被砍,修起了房子。先是搬来了一家四口人居住,后来又换成生产组的工人,从此我们美丽的小院成了碎片。
到了1977年,我们家搞到了一张购买电视机的票,买了一台红岩牌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到了7点,我们就将电视机搬出来放在院内,街上的邻居们都自带板凳来看电视,最远的还有从焦家巷来看电视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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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街的抗小和满族人家
四道街35号,院内上房中间有一间大房子,堂屋很大,街沿又很宽,在“文革”中,做过“抗小”,老师就是当时办事处任命的“社青”。绕过街沿到后院,有一块菜园子,直到“文革”后修了砖房住了人。这个院里,还有两家是解放军军属。土筑的院墙后面便是37号中医附院的家属宿舍。
四道街40号,新中国成立后是满蒙协会的房子,院子上方一排房子住着三家满族人,房子前面是用竹篱笆围起的菜园,种植有娄娄花,院内有高大的苟树。左右邻居都来摘苟叶,用来擦搪瓷盆子,很环保的。后院靠墙栽了一排瓜果,墙上爬满了丝瓜花、南瓜花。
20世纪90年代四道街40号院内情景
左上房住着一大家人,大儿子六七十年代是在甘肃酒泉保密基地工作,具体做什么家里从来不知道,很有神秘感。我和这家的小女儿在一个学校读书。放学后,我经常到他们家里玩。
上房中间住着一个父亲带个儿子,儿子小名叫“奶娃”,是个智障孩子,他父亲天天在街上喊:“奶娃回来了,奶娃回来了”。他家里很贫穷。
右上房住的一家人是两兄妹,他们母亲在阿坝州若尔盖工作。他们家在70年代打了一口压水井,附近的邻居洗衣服、洗被单、淘菜都到这儿来,大家边洗衣服、边摆龙门阵,很是愉快。
如今的四道街40号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院子搬来了“油篓生产组”,工人用猪血和胶熬制,将棉纸刷在竹编的篓上,这样装东西不会漏,以前没有塑料桶,这种油桶是很环保的。只是熬胶的时候很臭,生产组和我们家厨房一墙之隔,到了夏天,那个苍蝇啊,那个臭味啊,简直叫我们无法容忍。后来他们搬到同仁路西门城门洞对面的城墙下边,那里现在早已开辟成同兴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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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四道街的记忆
横四道街院落的门牌号码是接着四道街的,横四道街口55号,是一个前后两个大院的银行宿舍,地面是三合土的,花玻璃门窗,很漂亮。住了很多户人家。有一家只有老两口,是“下江人”,高爷爷高高大大,高婆婆矮矮小小。记得住在院内的同学告诉我,高爷爷是黄埔军校的教官,高婆婆有洁癖,家里干净得很,连房角都要爬上去抹。后来高婆婆先去世,高爷爷可惨了,衣服脏了都没人洗。再后来高爷爷也生病了,好像是他儿子将他接到南京去了。
横四道街清远雅居曾经也住着一些名人
横四道街有一个院子纯粹是田园,大门一道很高的木门槛,进去是一溜石板路,两边是一畦一畦的菜地,里面一排茅草房,院子是竹篱笆围墙。我们走门口过时,都要跑快些,怕里面的狗跑出来咬人。
儿时的记忆,心中永远的情结,现在回味起来四道街曾经住过的那些人,发生过的那些事,仍然让人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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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其实我写的《四道街那些人那些事》,2017年在“行脚成都”微信公众号、《华西都市报》都刊登过,因为传播较为广泛,我们四道街的邻居陆续和我都有了联系,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最先与我联系的是原住卫干院的欧阳红,她的父亲是四川省卫生厅办的杂志的编辑,她讲她妈妈就是爱写诗写文章,但是又没有人喜欢看,我就鼓励她妈妈将写的文章收集成册,这是给自己很好的鼓励。后来她妈妈果然出了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住8号的贾蓉老师,我们联系上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贾题韬在中国象棋、气功、中医,尤其在佛教方面卓越有建树,他独树一帜的学术成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的高度重视。贾老先后任山西大学、金陵大学、成华大学教授。讲授逻辑学、哲学等。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棋类协会副主席等职。当时真是同街居住天天见面都不知道,很是遗憾。现在贾老的孙女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博士毕业留美工作。
前不久与我们住得最近的文妹妹、陈妹妹还专门请我在邹鲢鱼吃饭,昔日的小妹妹现在也是成功人士了,几十年不见,大家分外亲热。还有黄院长的女儿也与我有了联系,她现在是位诗人,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很多邻居回忆往事填补了我不知道的空白。
一位叫“范”的朋友留言:横四道街只有54号一小段路与四道街垂直,过54号向西转才是横四道街全部,并与四道街平行。院子门牌从55号至61号,且全部位于街道北边,街道南边是四道街院子的后院墻。56号解放后是成都铁路局宿舍;57号院子较大,院子中央还有一排房屋,院内住了几十户人家;58号一共住了十户人家,后面与三道街一院子相连(58号的老邻居很团结,最近还要聚会);59号主要住着一肖姓人家,文革期间还住着几个还俗的出家人;60号院子较破旧,也住着十几户百姓人家;61号院子不大,很窄。
一位叫“Ekexikehe”的朋友留言:四道街8号是伯父贺孝齐的公馆,门前有两座石狮子。院内有中西式客厅,大院小院后院,倉庫,大厨房,天井,果木,假山,鱼缸等。后门前是一块莱地,左角有猪圈,厨房前有一大水井。占地面積约20亩。门边有一排厢房是下人的住房,进出坐私包車,車板上有玲珰。伯父早年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我父贺孝铭一家1945年至1952年在小院居住。我父曾留学日本岗山医科大学,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先后在武汉,眉山,成都三多里姑妈家开诊所,后又在四道街8号开。伯父家减租退押,将房产抵押,我家又搬到四道街16号,父亲则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门诊部上班。
其他还有很多曾经住在四道街的朋友,也非常感叹,回忆的波澜冲开了记忆的闸门,真挚的感言敲打键盘,留言既是表达感情,也是对我的鼓励。真心感谢我的邻居们,真心感谢阅读文章和为文章留言的朋友们。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作者简介
万郁文,籍贯浙江杭州,成都市人,曾任成都市青羊区《青羊报》社采编部主任,系成都市青羊区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四川散文》副总编、四川省黄埔同学会后代联谊委委员、成都市青羊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